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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检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活动以来，超期羁押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有力地促进了人权保护和司法公正。但隐性的超期现象则依然存在且不容忽视。笔者拟就该现象的类型、产生的原因以及改进措施略陈管见，求教大方。
所谓“隐性超期羁押现象”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超过法定的一般规定而未突破规定的上限，但羁押延期的审批不合理、操作程序不规范，或者羁押期限规定模糊的现象。笔者经过研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１、自审自批型：即羁押期限的延长及重新计算均由侦查部门自行决定，无需其他单位批准。
（１）“三类人员”的刑拘扩大化。《刑诉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犯，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刑事拘留延长至三十日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实践中公安机关凭借此规定使刑拘达三十日之久的占８０％以上，使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变为一种普通现象。
（２）“另有重要罪行”用语不明。《刑诉法》第１２８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重新计算侦查期限。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３２条进一步明确，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在实践中却走向极端：一方面对“重要罪行”随意解释，侦查机关往往将同种犯罪中的新的事实理解为“重要罪行”。另一方面，将抓获同案嫌疑人亦称之为“另有重要罪行”。
２、混水摸鱼型：这一类型的隐性超期现象多发生在法条规定模糊领域。
（１）请示、汇报期限计入真空。有些复杂案件要经过多重请示、汇报，如向审、检委会汇报，向当地政法委汇报，向上级院请示。由于法律并未规定其答复期限，因而造成该期限计入的真空。笔者曾办理一起受贿案，一审判决已于二○○二年七月下达，被告人不服上诉至高院，直至笔者发稿时二审裁定仍未下达，究其原因，该案由省高法向最高法请示，至今无下文，导致被告人仍被羁押无法交付执行。
（２）处理管辖权异议期限计入真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审理期限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处理法院之间的管辖权争议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实践中有部分被羁押的人中就是此规定的直接感受者。
（３）延期审理次数无限制。对于公诉案件，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３４９条第２款的规定，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建议延期审理的，不得超过两次。而由人民法院决定延期审理的次数却没有限制。如某故意杀人案，检察机关以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提起公诉，庭审中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认为被告人已满十八周岁。合议庭以需调取新的证据为由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再次开庭时，合议庭又以需对被告人进行骨龄鉴定为由再次延期，以后又因被告人另行委托辩护人，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等理由又二次延期，这一案件合议庭决定延期审理达四次之多且其理由均于法有据，但这种无限次地延期审理显然有违司法公正之本义，与此现象相类似的还有发回重审等。
３、违规操作型：这一类型主要是指办案人员为了弥补办案时限上的不足，利用法律规定，通过违规操作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它主要指期限互借现象，表现为：第一，公、检、法三家办案人员互借期限，如公安机关在逮捕后不满两个月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与侦查人员协商，将受案日期后推，使审查起诉时间延长；第二，互借退补期限，由于刑诉法规定案件可退补二次，在法定期限不能结案，公诉机关就以退补来延缓办案时限，有的案件确需退补，但公安机关一个月内又难以补侦完毕，侦查人员又可与审查起诉人员协商，借用审查起诉期限；第三，上下级检察机关移送管辖期限互借，基层检察院对于移送上级检察院管辖的案件，往往只作初略审查，三、五天内就报送上级，而上级检察机关则可借用基层的一个月剩余时间，只需在受案日期上掌握，就可达到此目的。这三种期限互借现象，从法律规定的羁押期限来看并不超期，但实质上，是通过违规操作来完成的，从根本上讲仍然侵犯了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以上这几类隐性超期现象，显然不同于超期羁押，但其危害程度却与超期羁押异曲同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让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大打折扣。
隐性超期现象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我国法制化的进程，影响了公民对依法治国的信任感，也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形象。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杜绝隐性超期现象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还需一个漫长的过程，尽量控制和减少这一现象却是当务之急。
１、让现代刑事诉讼法治理念贯穿到刑事诉讼全过程。现代刑事诉讼法治理念包括：罪行法定，无罪推定，法不溯及既往，一罪不二罚，审判公开等。隐性超期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执法观念的偏差。笔者认为要控制和减少这一现象必须将上述法治理念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尤其是无罪推定原则更应扎根于执法者的脑海里。为此我们的执法者应从思想上摒弃同态复仇报应论的执法理念，树立羁押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他人不要重蹈覆辙。摒弃隐性超期非超期羁押的理念，树立“缩短羁押期限乃是执法者的追求”的观念。这样才能从思想上、从根源上为减少隐性超期扫除障碍。
２、修改现行立法不成熟的地方。首先应将模糊语言从立法中清除，代之以简洁、明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用语；其次在立法过程中，将羁押期限与诉讼期限相分离，并且进行单列，改变现在这种散见于各章节的做法，使羁押期限不会产生歧义，让试图规避法律者无懈可击；第三，建议刑诉法确立羁押权与审批权相分离的原则，引入司法审查制，公安机关需拘留、逮捕应由检察机关批准，同样任何延长羁押期限也应由检察机关批准一系列延期的规定，检察机关需羁押由人民法院批准，并将批准与审判部门相分离，人民法院需羁押人犯可交由公安或检察机关批准，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相互监督，形成连环制约网络，另一方面也使一些隐性超期现象从“暗箱”中曝光出来。第四，通过立法建立羁押管理权与执行权分离制度，将羁押管理权纳入司法行政管理范畴。笔者认为看守所的管理划归非侦查、起诉、审判机关的司法行政部门更为合理，在我国可以归口于司法局。
３、改革现行的司法体制。要想从根本上杜绝隐性超期，还应从根源上着手。首先要确立“沉默权”制度，使司法人员不必因依赖口供实行羁押，在收集其他证据上寻求突破，从而提高案件质量进而缩短对嫌疑人羁押期限。其次，要建立健全的、可广泛适用的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制度，法制较完备的国家，如美、英等国羁押的人员只占１０％，而大量的是通过保释方法待审。我们可“大力借鉴保释制度的相关做法，以不羁押为努力方向，或者全方位发展非羁押措施，从根本上减少羁押率”。第三，改革现行的司法机构管理体制。笔者认为，应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侦查职能与维护一般性社会治安职能进行分离，成立刑事案件侦查局，同国家安全局对等设置，在保障上一方面吃皇粮，一方面进行财政单列，从而使刑事案件侦查工作全方位得到保障，而检、法两家也应从双重管理体制上解放出来。
４、设置一套完善的解决羁押期限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既可以解决超期羁押，也可以解决隐性超期，如羁押期限跟踪卡，在看守所内实现办案人员公示、最长期限警示制，超期羁押无条件释放制等。笔者认为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可由高检院进行规范形成制度要求各地统一执行。□
（作者单位：九江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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